北京时间11日上午9时左右，一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病逝，享年98岁。有网民称季羡林离开后，“国学之后不为国学，大师之后更无大师”。在今日的中国，或许这一评价并不为过。人民敬仰他，不仅仅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更因为他的人格，因为他的治学风格。
 
　　这让笔者联想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此前一天发布的“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五年一次）。这份半官方性质的报告称，有近半数科技人员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是普遍现象，超过半数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至少一种学术不端行为——季大师若还能听到这份数据将会做何感想？与此相比，在美国和挪威的相关调查中，分别只有27%和22%的被调查者表示知道周围的人有过科研不端行为。 

　　不仅仅是科技人员，人文社会科学人员的学术不端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君不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所教授被指“学术首骗”，而举报人却公开宣称只为泄私愤。 

　　至于造成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该调查显示，受访者将现行评价制度驱使、社会大环境、监督机制不健全列在了前三位。

　　现行的评价制度是什么？据笔者瞭解，在中国的科研机构（包括各研究员、高校等），评选职称需要资历、成果、人际关系等一系列因素。假设一位大学教师的科研生涯从30岁到60岁，那么他得经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阶梯，甚至在担任助教之前最好还得有一两年的行政经历。为了能不断晋级，大学教师只能不断积累资历、不断地搞科研写论文、不断地小心翼翼处理好人际关系。但是只有30年的时间，中国那么多大学，那么多教师，最后能有多少成为教授，有多少可成为博士生导师呢？于是，在激烈的竞争中，一部分人因为缺这少那，只好上歧路。这极像一曲“逼良为娼”或“逼上梁山”的悲歌。 

　　笔者在此决无为“学术品行不端者”开脱的意思，但中国高校的评价晋级制度，确实已成了“吃人”的制度。其实，很多的科研人员的治学品格还是没得挑剔的，但尊崇“明哲保身哲学”则使他们的人品大打折扣——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明知自己身边就存在不端之人和不端之事，他们做了什么呢？放纵和容忍“舞弊”有时比“舞弊”本身更可怕。这意味着“潜规则”早已侵蚀了他们。 

　　今天，季老先生走了，在中国，像季老这样的“国宝级大师”真的已没几个了，随着一个个大师的离去，大师们的治学精神和道德风范会被带走吗？